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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樽娱乐场真钱游戏_电视往事40年

2020-01-10 18:37:11 来源:鸿利线上娱乐场

金樽娱乐场真钱游戏_电视往事40年

金樽娱乐场真钱游戏,这是一个普通的中国人有关电视影像的记忆,引领我们穿越了40年的时空,重新回味那段与电视剧结缘的岁月,那些经过岁月洗刷已经渐渐模糊的印象,又重新变得鲜活生动起来。看电视、装电视、演电视、写电视、做电视,生活中真的是离不开电视。

我一生中第一次看到电视机,还是在上个世纪的1974年,在妈妈单位哈尔滨玻璃纤维厂托儿所里。有一天,厂长给单位买了电视机,心情无比兴奋,其实是他的喜悦无法释放,于是给托儿所阿姨打电话,说让新中国的孩子们看看我们国家自己制造的电视机吧。我们一帮小朋友在厂长的办公室里,看到了北京牌电视机,一个木头的大方盒子,荧屏的四个角还是圆的。那天电视机放的《新闻简报》演的是西哈努克亲王带着莫尼克公主游历中国大江南北的纪录片,还有毛主席接见外国元首,是个黑人,中间还停了一会儿,荧屏上出了四个字“串片未到”。后来才知道,这是电视台的放映室片子没到的一种应急措施。小朋友们非常兴奋,西哈努克亲王一出来,孩子们都喊,大胖子;毛主席一出来,阿姨领着我们一起唱《我爱北京天安门》……

第二次看电视是1976年9月,毛主席逝世,我上学的哈尔滨道外区新兴小学组织我们到公社,现在叫社区德丽堂去吊唁,观看毛主席追悼会实况。好几千人看一个放在操场桌子上的黑白电视,那时的电视画面老有一杠一杠的波纹,但是现场空气紧张凝重。我记得后来老师和同学都哭了,我们班的两个同学偷着乐,被教导主任给揪出来,一顿拳打脚踢,最后真的哭了。仅仅一个月,又一次看了电视,还是这个地点,内容是粉碎“四人帮”……

第一次看彩色电视是在1979年,在我同学的表哥家,他表哥结婚,新媳妇香港有亲戚,送了一台日本产的彩色电视机,我们看的是《大西洋底来的人》第二集,那音乐和蛙人麦克·哈里斯使我如此着迷。回家后,又厚着脸皮到我们大院里的朱爷爷家去看电视,朱爷爷是南方人,长得像笑弥勒,他和朱奶奶都特别喜欢小孩,他家有个9寸的黑白电视机,我就每周六去他家看电视。有一天,《加里森敢死队》演到第16集,突然没电了,我马上坐电车到我同学家去看,到地方了,电视剧也播完了,我懊恼不已。结果,这是最后一次公映《加里森敢死队》,以后禁播了。因为全国的小孩都学飞刀,扎坏了人,这部美国惊险电视剧便被腰斩了。因为对电视的热爱和渴望,我考学的时候,选择了无线电电视专业。

那时的电视离人民群众太远太远,看电视就跟今天的保护动物大熊猫一样,我生活的周围只有公社(现在叫社区),爸爸妈妈的单位有电视机,就连我们学校都没有。那时候,每天看报纸上登载的电视时间表也是一种享受,能够获知电视台演什么节目,看完到学校告诉同学们,同学们真是羡慕呀!

第一次上电视是在1980年儿童节前夕,学校有个庆祝演出,我们一年三班的文艺节目是表演唱《我有一头小毛驴》,班主任李孟华自己编导的,没想到这个节目被哈尔滨电视台选中,让我们6月1日10时去电视台录像。那天早晨,我们在班主任老师带领下去了哈尔滨电视台(后来的黑龙江电视台),当时的演播厅在花园街北方大厦7楼,我们一起坐1线摩电从电缆厂站坐到博物馆站,车票4分钱一张。我兜里有一张我自己画的月票,但是跟老师出来,没敢拿出来。参加表演唱的同学们都被老师用小胭脂和粉扑画了红脸蛋,领唱的男生被老师给剃了个王二小似的傻小子锅盖头,其他同学都穿白小褂、蓝裤子,戴红领巾,李老师还请了个音乐老师用手风琴为我们伴奏。到了演播厅,同学们对着刺眼的白光和一个大黑机器,一通表演唱。电视台热又不通风,演完节目,同学们都满身大汗,班主任自掏腰包给我们每个人买了一根5分钱的冰棍。演出完毕,我和一个同学爬摩电去儿童公园玩,在马家沟河边的桥头跳进去,省了5分钱门票……

由于当时家里没有电视机,这个节目播了没有,什么时候播的,效果如何,谁也不知道,老师也不知道。不过,老师和同学们还是兴奋了很长时间。那时能上电视和去电视台录节目是很值得炫耀的事情,可是由于当年照相是个奢侈的事情,第一次上电视连张照片都没有留下。

1983年,在我三舅家,我爸看了电视剧《蹉跎岁月》后,一定要买电视机。尽管家里很穷,还是朝二姨家借了钱,买了一台丽声牌黑白电视机,花了600多块钱。从此,我们一家人的业余时间都是与电视为伴。自从买来了电视机,我爸一天也没有停止看电视,尤其是上个世纪90年代中央电视台增加了戏剧频道后,爸爸每天是雷打不动,京评话杂、越剧昆曲,老爸可是过足了戏瘾。

有意思的是1985年,我上班了,在妈妈的厂里做电工。当时,特别时兴自己装电视机,我的几个师傅装了十几台电视机,没有壳就钉个木头箱子。我们家属区的电视机几乎都是维修电工段的人装的。这时候,我又有机会看到了那台童年时看过的北京牌电视机,静静地放在厂办的桌子上,已经不能看了,但是当时的厂领导认为这是个大件,他们不相信我们这帮电工有会装电视机这样的高科技手艺,既不让我们修,又不让别人动。这台老爷电视机就放在那里当道具,直到我离开那家工厂。

后来,我“北飘”北京拍电影,开始了我的流浪生涯。拍电影很苦,居无定所,可是,无论怎样,我都要满足自己看电视的愿望。电视只有导演的房间有,导演要休息,作为场记,我曾经在商场看过电视剧,还在王府井的大投屏前看过世界杯。这期间,我家里买了一台19寸的熊猫牌彩色电视机,2000多块钱。1992年,我终于在电影频道看到自己参加演出的电影《我想有个家》和《谋生奇遇》,在自己家里看自己演的电影,这种感受很难用文字表达出来。2004年,我家又买了海尔29寸的彩色电视机,3600多块钱,再加上小叔给我的专门看dvd用的他淘汰的19寸松夏彩电,我们家有过4台电视机了。现在,我家里还有两台超薄的高清国产新款彩电。

谁也没曾想过,我当了记者后,一直从事影视报道,压根就一天也没有离开过电视。这些年来,我分别参加了电视剧《功勋》《哈尔滨往事》《车间主任》《有爱的日子》《零下三十八度》等演出,出演电视电影《兵兵的冬天》《情笛之爱》等,我参与策划的电视剧《马迭尔旅馆的枪声》《浴火危城》还获得了各级电视大奖。1998年,我根据同事的事迹创作了电视剧本《百姓记者》,拍完后在中央电视台播出,荣获了第十七届“中国电视金鹰奖”优秀短篇电视剧的殊荣。

这些年,我还担任过电视晚会撰稿,策划过《大擂台》节目,拍摄过多部电视纪录片,为大型脱口秀节目担任策划,并编导了《哈尔滨往事》《中国电影百年》《中国话剧百年》《中国电视50年》等专题节目。我还多次走到台前,在各种访谈节目中担任嘉宾。在融媒体时代,我还自己主持了《阿远说哈尔滨》节目,成了网红。

从一名学生、工人到演员、报社记者,到今天电视节目策划人、嘉宾、编导主持,我付出了很多的艰辛,也得到了应该得到的一切。这一切,虽然有努力的结果,但是我最应该感谢的还是这个伟大时代带给我的机遇。正是这个改革开放的年代给予了一个普通人实现梦想的宽松环境,让所有人最大限度的发挥自己,实践个人的梦想。

如今,我国已经是电视剧大国。中国电视前进的每一个脚步,都同历史、时代、国家命运以及每一个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。电视,见证着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进程。 (申志远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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